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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的新声

发布时间:2017-04-17 11:13    文章点击率:

    吴光先生是治中国哲学的著名学者,虽已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多年,但治学不已,笔谭之外,舌耕不辍。刚刚出版的《国学新讲——吴光演讲录集粹》,就是从他30多年来、200多场有关国学讲演中选取的38篇讲稿整理而成。如此大跨度和多场次的讲录,在某种意义上,既折射了当代国学热的风貌与走势,也客观记录了作者国学认知与体悟的心路历程,这部“新讲”之书,实际上也是作者解读国学的“新声”。

    这部国学演讲集,从学术的角度看,下述几点尤令人印象深刻:

    其一是讲题广泛。既包括了儒学,道家思想,浙学,阳明学,以及老子、荀子、黄宗羲等;又涉及当下的一些热门话题,如解读国学内涵与核心价值,全球化,儒商精神,廉政文化等等。如此丰富的学术领域,琳琅满目的话题,正所谓“会众合一”,显示出作者治学兴趣的广博;而学问品相的多面多向,想必将更宜于契合不同的读者,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。

    其二是现实关切。“新讲”固然倾心于国故之学与问道之论,但也始终萦怀人伦日用的经世关切,多个讲题更直指我们生活的当下。如国学热兴起后,“国学”是否应在大学教育中拥有合法身份,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,而《国学应该列为一级学科》的文题,就旗帜鲜明地显示出吴先生的立场和态度,用他的话说,他是“强烈主张恢复大、中、小学的国学教育”,要求建设“以经学、史学、子学、小学、文学、艺术为基本学科的国学学科体系”。而文中吴先生真切而犀利的论辩,既显示出对国故的眷顾,也表达了对盛世稽古创制的期待。又如对当下的反腐败,作者也给出了极大的关注和积极的呼应,在有关廉政的讲题中,作者超越了一般的“官德”局囿,而扩展至“廉政文化”的层面,从“政局”“政制”“政策”“政德”四个向度,深刻分析了廉政建设中诸社会因素的辩证统一,探讨了其间的系统性和复杂性。

    其三是守正开新。《国学新讲》的书名,即表达了作者的一种自期:于旧学添新思,于国故立别意。吴光先生浸润中国哲学多年,饱读经史,早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,就以其黄老之学探索深得前辈嘉许,其后更以黄老研究声闻学术界;在其他研究领域,吴先生也常发一家之声,立一己之说。如在国学研究上,他提出了“国学六大精神”论;在儒学研究上,他提出了“一道五德”说;在浙学研究上,他倡导突破“浙东学派”或“浙东学术”的视野,提出了“大浙学”概念,并援经入史,认为“浙学”是史学与经学兼综,道与器兼顾之学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吴先生应时势变革,热情宣扬“新仁学”,创设了“民主仁政”一说。主张发展儒学,正是要从传统儒家的“道德仁学”提升到当代儒学的“民主仁学”,融合儒学之“仁爱”价值观与西学之“民主”价值观,成为“民主仁爱”之新道体,从传统“民本”走向现代“民主”,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——“民主仁政”。或有见于此,吴先生曾着意在多次演讲中表扬阳明哲学的“明德亲民”特质,赞扬黄宗羲思想对“民主仁政”的启示意义。吴先生自号“青溪逸民、子陵乡友”,偏爱浙江乡贤自在情理之中。他曾说清末三大儒王夫之、顾炎武、黄宗羲,“我还是比较喜欢黄宗羲”,因为黄氏富有“民主启蒙思想”。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同吴先生的见解,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旧学新知,是对儒家文化当代意义的新揭示,而他对国学、对儒学的深思,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国故,特别是其间所蕴藏的有益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。

    其四是文化温情。翻读这本演讲集,可感受到一种时淡时浓的文化温情,可概之为对传统文化的同情的理解,以及基于这种理解之上的“好之、乐之”的自觉辩护。实际上吴先生并不回避自己的这一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,他明确地说过:“我主张现在要尊孔、尊儒,但不要独尊,不要罢黜其他各家,要坚持多元和谐的文化观。”在与学人商榷是否应“倡导国学”的辩论文中,吴先生酣畅淋漓地论证了国学虽是历史的,却仍有着当代的生命力,其间有着恒久价值的思想,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阻力,相反将成为我们追求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。在此文中,以及在文集所载的许多演讲中,吴先生都流露出对国学的珍惜、欣赏和喜爱。当然,这种文化温情,并非是滥情,更不是非理性的偏爱,而是基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使命的审慎选择。或许也正是为此,吴先生倾注大量心血于历史文献整理之中,主持整理了《黃宗羲全集》《王阳明全集》《刘宗周全集》《马一浮全集》等两千余万字的文献编校辑存工作,这也可谓其文化温情的一个实际标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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